明朝文官，俨然就是一个集体，只是在对抗皇权时是抱成一团，平时彼此是互相内斗不休，基本上没有消停的时候。
不过杨嗣昌和薛国观总体来说是一派的人，都是讲究实务，能做实事并且敢于任事的人。
哪怕是谤满天下，这两人也是不大在乎的。
他们这一派，与东林才是生死大敌，一边是实干家，一边是嘴炮党，当然是天生的彼此不相容，一见面就咬。
不过此时杨嗣昌和薛国观也是在别苗头，皇帝对两人都很倚重，但此前杨嗣昌只是兵部尚书，并未入阁，威胁不大。
现在却是加东阁大学士，还管了两个部，尽管是不如薛国观的吏部，但由此观圣心，恐怕薛国观心里也就不那么稳当了。
更为关键的，还是在大政上的分歧。
国用不足，崇祯当然是十分着急，频频问计于下。
杨嗣昌在军务上还是十分来得，所任用的洪承畴和孙传庭几个都是十分能干的人才，流贼现在几乎被全灭，就是这几人立的大功。
至于熊文灿，也是杨嗣昌举荐，虽然此人有贪财好货的名声，不过好歹是招安了张献忠和罗汝才，立的功劳可就算不小了。
如此这般，杨嗣昌自是春风得意，入阁为相，也是有崇祯酬其功劳的意思。
现在国用不足，杨嗣昌又从兵部专任到入阁为相，此人又是世家子弟，敢于任事，当然也就敢于献计。
薛国观听说，此人提议是再一次加派田赋。
国朝用度不足，根子是太祖设计的赋税制度先天有缺陷，田赋开始定的太低，而且一碗水端平，无视东南和西北的收成差距，这就是一大弊端。<>
当然，原因也是明朝的文官制度和吏员制度太烂，根本没有办法搞精细操作，只能一刀切。
商税收取不足，现在民间富裕到极处，朝廷却穷的当裤子，根子在哪里，也是不言自明。